从北京南下广东，再到从广东回归北京——这趟南北往返的“旅程”，高松走过了近八年时光。
中山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是广东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同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高松是一位“老北大”。南下广东之前，除了出国出境访学交流，他的学习与工作基本没离开燕园。
在北大，他的身份几经转换：从学生到老师，从院长到教务长，从副校长到常务副校长。正是这段丰富的经历，让他对顶尖一流大学的人才教育培训有更明晰地体会：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2018年10月，他南下接棒华南理工大学校长；2021年11月，又出任中山大学校长。
执掌广东这两所“双子星”高校期间，他始终聚焦学生的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着力推动人才教育培训模式变革。
在华工，高松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发表文章《实施“新工科F计划”，培养工科领军人才》，探索培养兼备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的“三创型”（创新、创造、创业）工科领军人才。
在中大，他进一步提出“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十六字人才培养理念，聚焦培育学生的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为党和国家培养全面发展、能够引领未来的人才。
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高松曾用一个比喻回答：教育其实就是给人一副有光的眼镜，能够正常的看到他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还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出任中大校长后，他又从另一角度阐释：面对未来世界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培养堪当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让学生具备引领未来的能力。
高松为人务实、低调、温和，而推动改革的力度恰如其人——也因此被称为“温和的改革者”。
彼时，中大已形成“三校区五校园”办学新格局，深圳校区的启用极大拓展了办学空间。从这四个题目可见，高松的治理重点不再是“硬件”上的规模扩张，而在强调内部治理，推动“内涵式”发展。
2022年12月，短短一个月内，中山大学先后成立经济与管理学部、医学部。
“成立医学部是学校医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医学部成立仪式上，高松这样说。
随后，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等七大学部相继建立，形成“学校—学部—院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
推动校区协调、院系互补、学科融合，提高大学治理效率，这是推动“内涵式”发展的探索。
中大推行与国际接轨的“预聘—长聘制”改革，引发“青椒”（青年教师）对“非升即走”利弊的讨论。
“这是我到中大工作之后，花了最多时间精力的工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高松接受南方+采访时坦言，对于“预聘—长聘制”来说，“非升即走”的重点不是“走”，而是“留”。
2023年，中大开始全面实施“预聘—长聘制”改革，允许预聘助理教授在到岗的第2—4年，申请晋升预聘副教授。这相当于给了青年学者多一次晋升机会，而不是一个先决条件，在转为“长聘”之前就非常有可能获得岗位等级和薪酬的提升。
“中大为青年人才投入了大量启动经费、提供优厚待遇、实验室空间等，自然是希望每位青年人才都能发展得好。”高松说。
2024年，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揭牌。这是内地高校在港设立的首个综合性研究机构，开启了内地高校跨境办学的新尝试。
70岁的数学家张益唐出任该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回国定居粤港澳大湾区。他说，原本已基本谈妥加入国内另一所高校，却被高松“半路截胡”，这才全职加入中山大学。
1981年，17岁的他从安徽考入北京大学。本科阶段便加入著名化学家徐光宪的课题组；研究生时期，则参与了北大稀土研究中心萃取分离技术仿真程序的优化设计与工业实践。
扎实的科研起点，让他得以深耕配位化学与分子磁性领域，成果跻身国际前沿——他率先报道了全球第一例同自旋单链磁体，发现首例稀土有机单离子磁体，首次报道了完全叠加的磁性分子三能级量子位……
2007年，43岁的高松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院士。直至今日，他仍是最年轻的院士当选者之一。
“院士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荣誉。”高松认为，自己当选属于“幸运”，因为“在同一辈学人中，与自己学术水平相当的有一批人”。
其团队以“分子固体的磁性及相关物理和化学性质”为研究主题，入选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牵头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化学“101计划”，引领带动全国高校化学人才教育培训质量的整体提升。
他和学生到浙江大学参观，准备在校内的中山像前合影，便请路过的一位“大叔”帮忙拍照。拍完交流后才知道，这位“大叔”竟是高松。
很多人记得，高松刚到中大时，在教师干部大会上说，这几天他一直在学习了解中大的历史沿革和学校情况。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蕴含着创新人才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
中大百年校庆时，他又说：百年校庆是学校办学历程的里程碑，更是我们继往开来、砥砺奋进的新起点。
在社会眼中，大学是培养人才、放飞梦想的地方；而在治理者手中，大学改革发展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接力。